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7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安全上,美国以推动"印太"战略、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借议题拉拢东盟等手段将战略布局深度集中到中国的周边地区;法国、英国、德国、欧盟也紧随其后,开始深度介入"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安全事务和互联互通进程。在经济上,全球化已进入"慢速"阶段且越来越以区域化的方式展开;而机器人、3D打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将继续推动区域化进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双方来说都更为重要。无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都在迅速上升。中国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在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要总结历史和当代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争取处理好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等一些大三角关系;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节点和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地区;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

"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它意在前沿、中间地带与后方的三层构建不对称的对华遏制性力量,突破中美双边、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战略空间;在多地域与多维度孤立中国,拉拢更多国家在产业价值链、数字经济等层面与中国切割;制订基础建设投资透明化的新标准,嵌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制;通过国际法、舆论等软性手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海权发展。虽然共同逻辑都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强调非对抗性。其中避免成为中国优先反制是日本重要的策略目标;印度在拉达克边界冲突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必定使其背上沉重的战略包袱,成为美国的附庸;澳大利亚作为地缘政治影响有限的中等国家,在美国反华行动中冲在最前列已使其利益严重受损。而"印太战略"与东盟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东盟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领导作用,定位"印太"为对话与合作区域。所以由于东盟的抵制、印日澳的消极政策,这个战略形成的攻势将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其长期前景并不看好。     

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自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以来,东南亚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及。虽然东南亚地区国家并不排斥大国的战略重视,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政策重心等普遍感到不安。出于对被边缘化和被分裂的深刻担忧,东盟选择以地区共识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这既是对大国战略举措的积极回应及对东盟中心性的主动捍卫,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中小国家联合体对世界事务的共性认知,凸显了东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愿景规划方面的内在差异。东盟的认知与反应,预示着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推行将囿于种种局限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德国跨国灾难管理体制模式分析——以"德国之翼"4U9525航班空难为例

灾难的发生往往不分国界,随着当代国际交往日益紧密,跨国性灾难事故的发生也愈加频繁,跨国灾难管理成为各国需要面对的一大课题.德国的跨国灾难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模式,体现为三层次与双结构叠加的"3+2"模式.即主体上的核心决策者(第一层)、外交部/外交部危机反应中心与相关灾情部委(第二层),及其他能够调动的官方、民间、企业、军方与国际力量(第三层);实践上则包括行政组织结构与战术操作结构,两个结构中的各个内部环节都有缜密的衔接与协调机制.该体制一方面来自于二战后德国面临的政治局势与灾情事故的演变逻辑,另一方面来自于德国国内成熟灾难管理制度向跨国层面的推展.在系统性地对该体制进行分析后,本文以2015年"德国之翼"4U9525空难事故为例,详细论述体制的具体运转过程.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应对跨国灾难是个重要的理论议题,"德国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鉴意义.     

"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

在国际舆论中，21世纪以来以色列“反恐战”日渐趋向残酷无情，但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的“反恐”实践总体上并未脱离以色列国防军“洁净武装”传统信条的“轨道”。以色列“反恐”规范的创制与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呈现为一种“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态势。“反恐”实践呼唤“反恐”规范的创制，而“反恐”军事伦理诠释和引导“反恐”实践。外延扩大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化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重新阐释了“军事必要性”和保护本国战斗人员生命优先于减少连带损伤、另行解释了动用武力的“适度性”等，这些构成了卡希尔和亚德林提出的以色列“反恐”军事伦理的特征。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及其军事伦理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界都引发了激烈的论争，在国际社会仍然以负面态度为主。但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的右倾化和宗教化倾向，却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支持。在“民族”与“民主”之间，以色列的民意“天平”出现了向“民族”的明显偏转。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立场的宗教势力大举渗入以色列国防军，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反恐”军事伦理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的城市外交——根本动力、理论前提和操作模式

上海、约翰内斯堡、孟买等发展中国家巨型城市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为发展愿景,赋予城市外交强大动力。这种政策驱动却和自身工业化引擎功能形成内在矛盾,需要"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成为独立政治单元、内部居民融合和外部对市民自决权的承认,目前尚难以实现。城市外交有三类操作模式:国际友好城市、城市协作平台、与国际组织的交往。这三类模式都是在提升城市的全球性,却和城市自身的本土性产生张力,需要城市、国家、国际间的多重平衡。显然,城市外交不仅仅是总体外交的补充。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中美竞合关系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国际战略对冲与协调的视角

随着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冲突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秩序中规范的遵约情况提出了片面责难。在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实施方面,双方的排异性极大。对于国际规范,双方的核心分歧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的认知。解决冲突的路径包括:(1)真诚的对话;(2)扩大累积性的规范、规制;(3)用预防性规范来弥补冲突议题中的无效规范;(4)对全球公域定约立规;(5)对于美国单方面坚持的规范,中国需要保持耐心与坚持原则,通过博弈进行制约。     

叙利亚冲突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劫难”

国际人道主义法致力于规制武装冲突,以实现"军事需要"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叙利亚冲突导致了震撼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导致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巨大灾难。叙利亚冲突本身的特征、一些国家暴虐"反恐"的泛滥,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缺陷,都影响了叙利亚冲突各方关于如何实现"军事需要"的考量,导致各方几乎都忽视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以参与方的不平等和非对称为核心特征的叙利亚冲突,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新常态"。以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为条件的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已经难以满足此种"新常态"。在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设过程中,国际社会须将当代武装冲突的非对称性考虑在内,推动某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义务。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确定"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免"恐怖主义"标签被进一步泛化和滥用。国际社会还需检视和减少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内外其他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弥合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裂痕。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演进与当代发展 ——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分析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指南。追求民族复兴是一个长期、宏大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从实现目标及其顺序来看,民族复兴包括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冷战等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实现保障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走出了从“谋富”到“求强”的复兴之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可能贡献,文明复兴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将民族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